桃子在她的博客里回忆12岁，喜欢凡高《星月夜》的天才少女，如何让自以为是的美术老师shut up。另一个想来并非天才的少年，喜欢的是《神奈川的风浪》。

我努力努力地回想我的12岁，我的美术课是用水彩笔描花花草草，我怀疑我是否知道哪个艺术家的名字；我的音乐课是50多岁的老校长踩着踏板风琴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同时还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和劳动课老师。

那时我做的唯一能显露我艺术气质的事情大概也只是坐在高高的谷堆上，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都是和另一个年级的孩子分享同一个老师——上半节课，老师在这头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下半节课，转到教室另一头给二年级的孩子写板书，我们则轮流听讲，轮流写作业。这样的“复式班”，城里的孩子怕是听都没听说过。

随着村镇合并，我的小学校园如今已经成为外地民工居住的地方。白墙外面种着一溜柏树，远远看去像一个陵园。

令人难过的在于，我并非生在穷山沟，而是在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一个农村。城乡鸿沟如此之大，我一直认为，哪怕是西部再穷的城市孩子，也一定受到比我们更好的基础教育。

这种鸿沟在我进了大学以后益发明显。尽管我的高中母校一向以素质教育标榜自居，津津乐道在我们每周宝贵的语文课中抽出一节作为阅读课，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晚自习安静得能听见下雪的声音，但每周上课6天半的封闭式寄宿生活，不是填鸭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学同学们说着我听不懂的电影音乐和衣服品牌，我们宿舍自动地分成两半，上海南京的一半，我和马鞍山的珊珊是另一半。这里没有任何感情评判，而是成长际遇如此自然地给我们贴上了标签。

没有经历过横跨城乡两界撕裂感的人，不能理解这种不平等。这种酸楚只有同类才能体会。

而这种不平等还有加剧的趋势。在计划经济就业分配体制下，农村跳龙门成功的“凤凰男”“凤凰女”尚能按比例不断被输送进社会的中上层。但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起点不公平使得底层的苦孩子鲜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