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领导的乐土

    每年年关岁末,都会收到外经贸厅高老头儿自制的贺卡.老头儿是摄影家,出了几个集子,每年都会挑些自己得意的小品,印刷成贺卡送人.春柳冬雪,异国风情,都令人耳目清新.

 

    貌似张岱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有点小情小趣,总是比较可爱.

 

    再过几年,走的地方多了,或者我也可以给大家寄自己的贺卡哦.

 

    以此祝福我的2008,希望梦想成真.

 

大家跟削苹果、剥香蕉的细节对比起来读，会觉得更有意思。

 

新闻封锁的经验
 2007-12-24 21:21:21 　　来自: 清明&反复

　　沉着应对突发事件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
　　
　　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
　　（2007年12月24日）
　　
　　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主要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县事故处理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宣传研究协调小组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在事发后的十多天时间内，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扬子晚报、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安全在线》、江苏电视台等21家各类新闻媒体的69名新闻记者。由于反应敏捷、措施得当、协调到位，特别是在市内主要媒体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协调工作平稳有序，正面舆论引导有力，主流声音突出，有效抑制了谣言传播的空间，阻止和避免了不实报道和媒体炒作，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为妥善处理事故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做到“三个第一”，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
　　协调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1?27”爆炸事故10点11分左右发生后，我们接到通知后在11点多钟就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初步了解事故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预感将有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当即决定当天在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设立临时记者接待处，在县城五洲宾馆专门设立新闻记者接待处，统一安排来响记者食宿。部机关全员发动，并从广电、新闻信息中心等单位共抽调30多人参与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同时，明确由宣传部四名副部长带队，兵分四路，分头做好事故现场、救治场所、新闻记者接待点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我们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来响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对来响记者，我们一视同仁，当作朋友，真诚相待，生活上关心，工作上配合，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以此赢得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因临时有事要回南京，我们立即派专人专车全程陪同。在到达目的地后，仍然与记者进一步沟通，劝阻了他再次来响采访的念头。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第三天，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自行住进响水大酒店，准备进行采访，计划制作警示教育片在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播放。我们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到并说服他们住到统一接待点，同时安排5名同志和一部专车跟踪服务。在七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四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他们回京时，我们还派车专程将他们送到连云港，一直等到其登上火车后才返程。
　　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一般来说，突发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最为关键，在咨询传播如此迅速的今天，拖延时间无异是让更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因此，我们经过指挥部批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5时许，就在事发地陈家港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向媒体记者提供书面新闻通稿，及时公布爆炸事故的初步情况；28日上午11时左右，在五洲宾馆，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29日下午5点半，又在五洲宾馆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来响记者比较满意。
　　二、坚持“三个结合”，为新闻协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劝阻与疏导相结合。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和化工集中区抽调的同志一起，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3批记者试图翻越联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事故发生当晚6点半，有两批记者刚抵达化工集中区就被发现，也被我们客气地请回五洲宾馆。
　　在县人民医院等救治场所，为了给伤员创造安静的救治环境，我们坚持做到未经批准，确保无记者进入伤员病区进行采访，只要发现新闻记者，就主动上前接洽，认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设法统一安排到新闻记者接待点。
　　在劝阻的同时，我们还高度重视疏导工作。坚持每天向事故处理指挥部汇报来访记者接待安排情况，并适时建议通过安排新闻通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将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提供给新闻记者，主动加强沟通交流。从事故发生到基本平息，我们提请指挥部先后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并就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死亡人员身份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记者提问，及时地解答了他们的疑问，收到了较好效果。
　　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对所有来响采访媒体，我们既一视同仁，又有所区别，坚持重要媒体重点对待，一般媒体一般对待。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陪同中作为重中之重，明确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刘兆权在发了我们提供的新闻通稿后，多次要求去事故现场，并两次强行冲破工作人员的劝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斟酌，报指挥部同意，29日上午我们陪同其前往，拍摄并刊发了监测空气和事故车件一角两张照片，客观地报道了事故现场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多家网站迅速转载，很快形成了主流声音，消除了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少数媒体记者因受谣言蛊惑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最终使大部分记者服从或配合整个新闻协调工作。
　　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工作中，我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做好记者接待点的新闻协调工作，另一方面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化工集中区、县人民医院、殡仪馆、联化科技公司、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汽车出租公司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来响采访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11月27日晚，当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强行到县人民医院采访时，医护人员能从大局出发，婉拒其进入病房采访，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立即与县人民医院领导联系，并以治疗需要为由，把记者稳控在伤者病房外。12月5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3名记者乘坐文华公司出租车前往陈家港沙荡村采访，并强行要求出租车司机关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司机乘他们不备之际，借用他人电话向公司总部作了报告，为成功劝阻这次采访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于分散并举的方法。中国青年报一记者自来响后一直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并多次强烈要求深入事故现场进行采访。11月27日，当我们发现他与新华社记者接触后，采取果断措施，特地将他单独安排到响水希尔顿大酒店，同时明确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带领3名工作人员24小时陪同。11月28日凌晨五点时分，该记者想悄悄离开，被我们陪同在酒店大厅的通知发现，及时进行劝阻。
　　三、寻求“三个支持”，为新闻协调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

     （此处略去300字。）

　　12月4日下午，在参加江苏法制报盐城记者站成立五周年活动时，我们从一新闻媒体朋友处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11?27”事故。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迅速弄清报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我们迅速与报料人取得联系，在灌云与其直接见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报料与事实不符，劝阻其不来采访，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

    实在不能忍受msn的系统,辛苦各位挪挪脚,到这里看照片.我很辛苦的哦,看帖不回帖的,当心上完厕所发现_手纸用完了~~~哈哈

 

http://www.yupoo.com/albums/view?id=ff80808116d08f5e011710da014b2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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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道士塔，余秋雨大散文的开篇之作。我们从兰州奔袭1200多公里，在夕阳下来到这个神圣之地。林寒涧肃，景区已没有别的游人。

解说员拿着个手电，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昏黄的洞窟。迫于保护压力，莫高窟只有44个洞窟对外开放，而每次游览的只有10个。莫高窟不可估量的文物价值，与她所遭遇的被盗和毁坏，王道士的愚昧与斯坦因、华尔纳的贪婪，传奇与阴谋，使莫高窟远远超出了一个文物景点的范畴。我甚至认为，如果莫高窟没有那一场浩劫，敦煌可能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神秘、敬肃、失落、悲剧之美。

短短2个小时，我们就无奈作别了菩萨和飞天。对佛教知识的贫乏，使我的敦煌之行只能是蜻蜓点水、雁过惊鸿。第二天采访过后，谭总照顾我，安排去了鸣沙山和月牙泉。月牙泉早已处于干涸的边缘，浅浅一湾掩在芦花丛中，全靠工程渗水维持，直白地说，就是在两边修了两个吊瓶日夜“挂水”。

至此，我旅途中观光的部分已画上句号。嘉峪关是夜里进城，一早赶路，与如铁雄关失之交臂。

这次采访，我实际上是把河西走廊走了一遍。这个季节河西已无绿野瓜果，一片萧条黄土。我已算相当幸运，从兰州出发，天空开始飘雪，看到了银装素裹的祁连山。金张掖、银武威，我此行唯一没有停留的城市就是张掖。在武威吃了顿饭，三套车，餐饮业的产业集群——一家卖面、一家卖卤肉、一家卖茯茶。在酒泉也只是过夜，相当繁华，城市整洁，到处霓虹闪烁。第二天早上出发，经过市政府大楼，前面照例是个巨大空洞的广场，白晃晃的水泥地，两边各树几根石雕柱子。谭总指着簇新的政府大楼问我像什么，正确答案是“两瓶酒一条烟，中间搁着一沓钱”。

可供一笑的是，酒泉与嘉峪关两个地级市，中间只隔着20公里。酒泉一直想西扩，嘉峪关为阻隔之，遂在两市中间建起一个超大规模的墓葬群。可见中国官员从来不缺智慧。

回程路上采访，金昌、永登、白银，两天三地，一度时空错乱，不知身在何处。在永登中川镇，零下七八度的冷风里，乡镇干部指着大幅招贴画热情洋溢地给我们介绍产业园培育的马铃薯新品种。最后说，这个品种不仅产量高、口感好，还可以作为观赏植物，洋芋花开赛牡丹。

冻成冰棍的我当时气结，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民歌的一句唱词。甘陕青宁一带的民歌称为“花儿”，就像信天游一样。麦客们一天辛劳之后，会扯开嗓子唱“上半夜想你满院走，下半夜想你拿鞋扇。”

回到兰州去看黄河，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黄泥浊水，冬天的母亲河清澈碧绿、静水流深。看了甘肃省博物馆，被古生物化石惊艳地说不出话。生命绽放，然后在瞬间凝固，美不胜收。

    白天赶路，晚上整理笔记，嗓子疼的要命，可是还是忍不住要写字。

重游洞头令我说不出的失落。这是温州下辖的一个县，全县由103个岛组成。上一次来这里，连岛大桥还没有修通，要坐船才能到岛上。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看到碧蓝的大海，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种海”，第一次见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海鲜，辣螺、鬼手、羊栖菜，还莫名其妙认识了一群刚毕业的学生朋友，并且搭便车免费吃喝玩乐一天。那时的洞头，虽然算不上静谧的世外桃源，但还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渔村小岛，民居并不漂亮，但错落有致散落在山间。

短短三四年，洞头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到处是建成和在建的楼盘，密密麻麻罗列在道路两侧，令我想起有人带回来的迪拜的录像——一个被欲望和物质攫取的新兴暴富国家。在耗资数千万造起来的空洞的望海楼上看下去，更大面积的滩涂正在被围，建起更多的临海别墅。削山填海，乌烟瘴气，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

如果说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房地产还有城市化带来的大量真实需求支撑，洞头的房地产癫狂中泡沫的成分显然更大。本岛居民并不需要这么多整齐划一的标准商品房，它只能是作为投资品受到追捧。“流动性过剩”的温州人大批大批买下楼盘，闲置等待升值。在资金追逐下，当地房价已经从2000多跃升至四五千。

在洞头可以清晰地看到房地产越来越狰狞的魔鬼特质。不仅是老百姓受盘剥，公共资源被圈占，它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在于，原本可以创造更多财富和智慧、吸纳更多就业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地产，地产的暴富效应打击了社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而鼓励了寻租、利益集团等社会毒瘤。

当风暴来临，泡沫破裂，买单的依然是我等升斗小民。

    领了个小分队，落实科学发展观调研，多么光荣伟大正确的题目。

但采访并不算很顺利。无锡因为蓝藻危机，对于结构升级观念转换都有些敏感，我们要采访的宜兴周铁，也是几次三番婉拒。只好直接杀过去，他们又摆出热情诚恳的样子，不停赔小心。

周铁镇的宣传委员姓张，是个人物，看见我们进办公室，大大方方和和气气，都不问我们采访什么。后来才知道，此人原来在市委宣传部，后来调到一个拆迁重镇，估计应付媒体灭火得当，被委以重任调到多事之地周铁。小伙子看起来有求必应，殷勤热心，但中午吃过饭就一定说工厂找不到人，在办公室跟我们蘑菇他经历的种种刁民。想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基层宣传干部，每个人都可以写本书。这个中国特色的部门，中国特色的职业，有着太多有趣、无奈、可笑、可叹、可怜、可恨之处。

打电话给在响水采访化工厂爆炸的刘兆权，说是受到高规格礼遇。每个记者后面跟4个宣传部的人，坐在宾馆里给他们削苹果剥香蕉。

奔波4个城市一路转到杭州，沈锡权请我们到茅家埠吃饭，偷闲到植物园爬山。晚上在西湖边的两岸咖啡，杭州真是令人心醉心碎。沈跟谭飞是兰州大学的师兄弟，两人高谈阔论，说温州人如何善于做局，说我们这个单位。我和老板娘在旁边听着。温总理说，一个民族除了脚踏实地的人，也还要有仰望星空的人。想起来，我们这个单位，蛰伏在红尘中，总还有些人在思考。

赴温州，转了乐清、平阳、永嘉、洞头，对这个传奇的城市充满好奇。温州企业的实干，干部的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回想04年独自背包游楠溪江、洞头岛，感慨万千。每天不顾体重的大吃，回到房间喝红茶刮油，甜蜜的负罪感。

下一站，甘肃，敦煌。

桃子在她的博客里回忆12岁，喜欢凡高《星月夜》的天才少女，如何让自以为是的美术老师shut up。另一个想来并非天才的少年，喜欢的是《神奈川的风浪》。

我努力努力地回想我的12岁，我的美术课是用水彩笔描花花草草，我怀疑我是否知道哪个艺术家的名字；我的音乐课是50多岁的老校长踩着踏板风琴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同时还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和劳动课老师。

那时我做的唯一能显露我艺术气质的事情大概也只是坐在高高的谷堆上，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都是和另一个年级的孩子分享同一个老师——上半节课，老师在这头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下半节课，转到教室另一头给二年级的孩子写板书，我们则轮流听讲，轮流写作业。这样的“复式班”，城里的孩子怕是听都没听说过。

随着村镇合并，我的小学校园如今已经成为外地民工居住的地方。白墙外面种着一溜柏树，远远看去像一个陵园。

令人难过的在于，我并非生在穷山沟，而是在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一个农村。城乡鸿沟如此之大，我一直认为，哪怕是西部再穷的城市孩子，也一定受到比我们更好的基础教育。

这种鸿沟在我进了大学以后益发明显。尽管我的高中母校一向以素质教育标榜自居，津津乐道在我们每周宝贵的语文课中抽出一节作为阅读课，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晚自习安静得能听见下雪的声音，但每周上课6天半的封闭式寄宿生活，不是填鸭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学同学们说着我听不懂的电影音乐和衣服品牌，我们宿舍自动地分成两半，上海南京的一半，我和马鞍山的珊珊是另一半。这里没有任何感情评判，而是成长际遇如此自然地给我们贴上了标签。

没有经历过横跨城乡两界撕裂感的人，不能理解这种不平等。这种酸楚只有同类才能体会。

而这种不平等还有加剧的趋势。在计划经济就业分配体制下，农村跳龙门成功的“凤凰男”“凤凰女”尚能按比例不断被输送进社会的中上层。但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起点不公平使得底层的苦孩子鲜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升通道。